近年氣候調適的工作隨著各地氣候災害越趨頻繁而受到更多注目，但面臨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因素的挑戰，進程仍然緩慢。本文就心理學領域觀察到的幾個面向，淺談人類為什麼對氣候風險、調適工作顯得無感或被動，並提供一些溝通上的小撇步。

 

 

氣候調適是為了因應當前的氣候衝擊，像是高溫、強降雨對社會或生態的負面影響，以及面對未來幾十年可能出現更極端的氣候事件，規劃並執行適當的因應措施，以減輕負面的衝擊。簡單來說，調適是為了讓我們與環境在未來有適應負面氣候衝擊的韌性，並保有我們期待與規劃的生活品質與狀態。但，這麼重要的工作，為什麼不容易推動與執行呢?

由於氣候是長時間的平均天氣狀態，動輒幾十年的時間尺度，人們或許覺得重要，卻不是優先處理的議題，反而認為眼前的災害、問題才需要立即花心力去處理。為什麼人們無法理性地處理長期的威脅呢?

其中很大一部分與人類的演化有很大的關係。由於早期的人類需要躲避立即的傷害，像是被野生動物獵殺，生死存亡之際必須做出立即的求生決定，生理演化上讓人類大腦在處理眼前的危機時最有效率，但這樣的進化結果讓人類在面對時間尺度較長的議題時，像是未來的健康風險或是氣候變遷等問題，就無法做出合理的決策或行動，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上稱為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 ^[2]。例如我們都知道適當運動有益身心健康，並能有效防範未來生病體弱的情況，但通常我們都覺得有比未來健康更需要優先處理的事，像是躺在沙發滑手機紓壓一下，或是優先加班處理公事要緊。氣候的議題也是如此：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後會發生的災難，嗯…晚一點再說，先處理我眼前、明天或是明年會遇到的麻煩吧。

上述的認知偏誤普遍存在於社會組織不同層級中的個人與決策者。以氣候治理上來說，短期或例行的防減災容易被視為首要工作，而忽略未來氣候風險可能為社會、經濟與生態帶來的巨大衝擊，為氣候調適工作帶來認知上的挑戰。

如何克服我們內建的認知偏誤呢? 好消息是人類也具備推估未來的科學工具與想像未來的能力，能夠運用科學方法對未來的氣候衝擊做出合理的推估。另外，以人類社會制度的發展來說，比較健全的公民社會相對有空間讓公民團體去策勵相關權責單位，為了此刻的社會與未來的世代做更好的資源規劃。再者，我們是群體生物，會有互相比較的心態與模仿的行為，如果能多參考進步且可行的氣候調適範例，我們更有可能行動起來！

 

人類的成長生活經驗百百種，面對不同問題，採取的因應態度與行動都不一樣，譬如有些地區的人民雖然有受到天災侵擾的經驗，像是淹水或是高溫熱浪的影響，但研究調查顯示實際上會採取行動預防天災或是採取調適行動的家戶比例偏少^[3]。

且研究發現，那些採取預防行動的人通常有比較高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這樣的人對自身能力的主觀評價較高，也對達成任務有較高的信念，因為過往有類似的成功經驗，或是身邊有成功的案例，所以認為自己是有能力採取行動並能成功預防風險與災害^[4]。

上述的幾項線索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在調適規劃與行動設計上，一開始可能不要有太高的執行門檻，讓參與者有初步的正向經驗，感受自己能貢獻一己之力，這樣的正向經驗就能持續鼓舞未來更多與更具挑戰的調適行動。

另一方面，要促使人們行為改變通常也意味著要提供足夠的動機，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我們常常看到許多文字跟影像呈現驚人與負面的資訊，像是今年高溫又破歷史紀錄，熱死多少人、因極端降雨損失多少生命財產的案例等，這樣的資訊的確帶給我們警訊與憂慮，不過當人們不斷地接受著負面的訊息，很有可能產生自我麻痺(psychic numb)的效果，或是產生否認(denial)的情緒，因為當人認為無能為力時，心理上的衝擊必須透過否認的保護機制來讓自己如常地生活下去，有點像是「只要我認為不存在的風險，就不會對我造成威脅」的心態^[5]。

所以在溝通氣候風險與調適的時候，我們除了必要地引述有科學基礎的數據來告知溝通對象相關風險，我們也需要提供帶有希望的訊息與願景，因為正面的情緒不只能讓人們產生行為改變的動機，有希望的願景更能鼓舞人們持續改變行為，過載的負面資訊恐怕讓人落入自我麻痺與否認的情緒中而無所作為。

大尺度地來看氣候議題，其複雜性來自科學、政治、社會、經濟等面向的互相疊加，而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風險認知的障礙、自我效能與心理保護機制的反應皆可能出現在各種層級的角色身上：國家政策決策者、立法者、執行者以及一般民眾。心理學微觀地分析氣候議題並回應了一些對人性的觀察，善用心理學的見解也能帶給氣候調適工作一些啟發。

 

參考文獻

[1] Pörtner, H.-O., Roberts, D.C., Poloczanska, E.S., Mintenbeck, K., Tignor, M., Alegría, A., Craig, M., Langsdorf, S., Löschke, S., Möller, V., Okem, A. (2022). IPCC, 2022: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H.-O. Pörtner, D.C. Roberts, M. Tignor, E.S. Poloczanska, K. Mintenbeck, A. Alegría, M. Craig, S. Langsdorf, S. Löschke, V. Möller, A. Okem, B. Rama (Eds.),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p. 3–3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NY, USA, doi:10.1017/9781009325844.001.

[2] Kahneman, D. (2012). Thinking, Fast and Slow. Penguin Books.

[3] Soane, E., Schubert, I., Challenor, P., Lunn, R., Narendran, S., & Pollard, S.(2010). Flood perception and mitigation: The role of severity, agency, and experience in the purchase of flood protec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floo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2, 3023–3038. http://doi.org/10.1068/a43238

[4] van Valkengoed, A., Steg, L. (2019). The Psychology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9781108595438

[5] Flothmann, S. (2019). The inconvenient mind: Psychological insights part one. Mindworks, Greenpeace East Asia.

 

本文轉載自「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電子報073期」：

陳玲瑤，2024：你在乎嗎？淺談心理學如何看待氣候風險認知與溝通。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電子報，第73期。